作者简介：张小龙，男，1989年生，甘肃通渭人，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太阳成集团和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现为太阳集团tcy8722讲师。
马克思为了让当时的人们理解和洞察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波拿巴政变的内在实质而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政治文献和历史文献。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阐释这两个文献的时候，我们会把它们看作是政治著作和历史著作来加以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这两个文献的深度解读。正是由于对它们的解读更多的是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从而缺少了哲学维度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维度。在马克思的一些文本之中，政治、历史和哲学从来都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它们被看作政治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的同时，更应该被看作哲学著作。在积极倡导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学术语境中，仔细地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从历史本质规律的视角来展开的关于“活生生的时事”之丰富内涵的论述，无疑会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历史本质与历史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等文本中通过对当时法国的具体政治历史事件的分析，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基于唯物史观深刻分析具体政治事件的精彩画卷。在此过程中真正实现了政治维度、历史维度和哲学维度的内在统一。学习与借鉴马克思在上述分析中所呈现的唯物辩证法，对于我们今天在当下实践语境中推进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样对透视当今发生的世界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活生生的时事”展现出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
恩格斯在1885年为《雾月十八日》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一事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恩格斯在这里赞誉马克思的同时概括出从全部历史进程中叙述其内在联系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此时把唯物史观这一哲学维度运用于政治事件思考时所呈现出来的具体方法论。那么，马克思分析“活生生的时事”的具体哲学方法是什么呢?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提及：“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员工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马克思在此处所提到的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方法，其实也是他本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分析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政治形式是历史运动的“外表”或者说表现形式，而只有在社会生活的深处才隐藏着历史的本质内涵，而这恰恰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获取的。马克思在此时的一些具体文本中又是如何展开对政治形式的外表及存在于社会生活深处的历史本质进行论述的呢?首先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来看，在马克思看来，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波拿巴政变”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互相矛盾的事实。 “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马克思看到波拿巴发动政变以后，所有人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真正去理解它。也就是说，在一般人那里，他们仅仅把这次革命或者政变看作一次偶然的政治事件，并没有将这一事件的前后因果联系起来。“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政治形式的外表。如果真正要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历史运动的深层去，那么，仅仅阅读《雾月十八日》还不够的，必须跟《法兰西阶级斗争》对照起来阅读。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侧重于谈论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会导致波拿巴的独裁，而在《雾月十八日》中详细阐述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发生过程。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分析了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工业繁荣。虽然经济因素并不是他叙述的主线，但是它们在背后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的“活生生的时事”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然后再反过来，从存在于社会生活深处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出发来看清楚呈现在外表层面的政治斗争的实质。从表面上看，不管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还是《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描述政治事件的变化过程，从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到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再到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马克思都详细地描述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变迁。但仔细阅读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并不只是停留在对这些政治事件进行描述的层面上，而是不时地从唯物史观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的理论层面出发，来更为深刻地解读上述这些政治事件变迁的缘由，使读者对这些政治运动过程有一个科学的、全面地把握。譬如，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在谈到二月革命后法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时说：“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马克思在此没有仅仅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失误的角度来解读二月革命后工人的状况问题，而是从现有生产关系状况的角度来加以深入理解。再如，在谈到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时，马克思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析这一令人沮丧的事件，而是更为深入地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关系的角度来全面地加以说明，“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活生生的时事”的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与内涵被马克思清晰地解读出来了，从而实现了政治维度与哲学维度的内在统一。
二、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历史偶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活生生的时事”的一个表现特征就在于历史中的偶然性。历史不仅存在着起决定作用的一般规律或者历史必然性，而且还存在着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偶然性，这样才能消除历史解读中的神秘主义。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在之前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揭示历史进程中客观规律性，即致力于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对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问题还尚未进行详细的阐述。应该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是他首次较为详细地论述历史偶然性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偶然性或者是与历史必然性密切联系一起的偶然性。英国学者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做出过历史学意义上的论述：“可以把马克思对历史偶然性的解释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偶然性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加速’或‘延迟’,但言外之意又不能彻底改变事件的进程。其次，一种偶然性为另一种偶然性所补足，因此，最终偶然性自我抵消。再次，个人性格鲜明生动地展现了偶然性。”卡尔在此对马克思的历史偶然性思想的总结和概括是正确的。卡尔指出：“我坦白承认，我认为这种理论既难以让人满意，又难以让人信服。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当今被那些喜欢强调偶然性之重要的人大大夸张了。但是，说偶然性的存在仅仅是加速或延迟，而不是改变，这是玩弄文字游戏。”卡尔无法站到马克思的那种唯物史观的哲学维度上，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强调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原因，更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偶然性是历史维度与哲学维度相统一的结果。下面，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是如何具体地论述历史偶然性的。
首先，历史偶然性对历史进程具有加速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作为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加速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二月革命加速了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二是六月革命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此，马克思看到不同的阶层对二月革命的反应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来说，他们把二月革命看作是一次平淡无奇的偶然事件，而对人民群众来看，这次革命对旧社会的统治具有巨大的冲击作用，特别是它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马克思显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偶然的二月革命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的。那么，它推动历史的结果如何呢?马克思认为，它事实上并不像人民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是“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当时的法国人民对偶然的二月革命看得过于乐观，以至于错误地看待它的历史意义。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作为偶然性的事件并不是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夺得政权的进程。马克思认为，六月革命也是一次偶然事件，它同样对历史进程有着一定的加速作用。“大家知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坚持了5天”。从革命爆发的种种条件中，马克思看到工人们在没有领袖和统一计划的情况下偶然发动了六月革命，更是在缺少物资装备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在他看来，从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来说，六月革命的加速意义远大于二月革命。只是与二月革命不同的是，它既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又加速了无产阶级走向成熟的革命阶级。“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六月革命打破了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共同分享二月革命胜利果实的幻想，摆脱掉旧革命传统的束缚，使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其次，历史中的偶然性彼此相连，一个偶然性事件为另一个偶然性事件所补足。
在马克思看来，六月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是六月革命的条件和准备，反过来，六月革命则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他指出：“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是一场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尽管他在这里把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进行了对比论述，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出这两次偶然的革命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二月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处于缓和状态，而到六月革命中这一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历史并不是毫无内在关联的政治事件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各种偶然事件彼此联系的有机集合，从而在历史本质层面中由这些偶然的政治事件折射出历史的内在规律。马克思通过阐明六月革命补足了二月革命中未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冲突而揭示了这两次革命之间的历史必然性。
最后，革命运动中的领导阶级的具体特征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偶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二月革命还是六月革命，其领导阶级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特性。二月革命从表面上看根本就没有明确的领导阶级，而六月革命虽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当时的无产阶级只是在资产阶级的逼迫下仓促地领导了这次革命。在谈到二月革命时，马克思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这场没有明确的领导阶级的二月革命，产生了作为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产物的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只是因为在这个临时政府中人数占多数，所以才成了二月革命的事实上的代言人。这的确体现出了足够的历史偶然性。但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由法国生产关系的现状所决定的。“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对于六月革命，马克思指出：“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巴黎无产阶级仓促发动的六月革命的确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偶然性，但另一方面又从法国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的角度来说明了这一点，即通过指出在巴黎以外的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来深刻地阐明六月革命失败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会问，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都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吗?事实并非如此。在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中，它们表面上都是偶然事件，而实质上，它们是当时法国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矛盾推动的必然结果。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发展不充分，各种矛盾交替更迭，从二月革命时期的金融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到六月革命时期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再从资产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到资产阶级与波拿巴及波拿巴派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48年的法国革命是由内在矛盾运动推动着历史进程，从而展现出了“活生生的时事”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活生生的时事”的偶然性为历史进程开辟了道路，却背后隐含着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必然性。归根结底，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所剖析的“活生生的时事”的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看似偶然事件背后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因此，“活生生的时事”的偶然性与“活生生的时事”的历史必然性是辩证统一的，更实现了历史维度与哲学维度的有机统一。
三、 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历史情势
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始终灵活运用唯物史观的哲学原理并且把它具体化到法国的“活生生的时事”之中，从而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国家的国情相结合所表现出的历史情势，以此来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以上两个文本中，马克思所分析的不管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还是波拿巴政变的发生史，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波拿巴政变。从这两个文本中我们能看到造成波拿巴政变的历史情势，就像马克思所说：“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历史中真正存在着的情势(有的文本中翻译成“形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是区别于历史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在‘活的历史’中最值得注意的历史表征是历史情势，因为情势是从上层建筑中介入矛盾关系最重要的契机”。的确如此，历史情势不同于上层建筑，也不同于物质生活条件，也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关系，但它无疑存在于历史当中，而且与其他要素联系一起共同展现“活生生的时事”。从文本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多次使用情势(德语中的“Situation”)概念。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文本中的具体所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与法国国情相结合的形势。对于“Situation”一词，我们只要对国内不同的翻译版本稍作考究一下便可以得知，旧的版本使用最多的是情势(如1961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而最近的翻译版本较多的则是形势(譬如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63页、第166页、第186页第204页等六处)。尽管汉语中在不同的语境中翻译出现了不同的词汇，但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因而在此我们就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来对待。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过程中看到了当时法国存在着的三种历史情势：首先，法国社会的外部状况作为一种历史情势。马克思认为，这种历史情势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法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对法国工商业造成的情势，二是法国革命对其他国家的革命造成的情势。当马克思阐述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时，他指出：“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与1847年的英国工商业危机作为一个外部的因素影响了法国革命的进程，它们造成的情势加速了法国的革命进程。法国外部发生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情势，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运动：一是导致法国国内的小店主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并且影响到了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这导致它们联合起来反对金融贵族的统治；二是法国资产阶级借助工商业危机的情势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进而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马克思还看到法国的二月革命本身也作为一种情势影响着其他国家的革命，“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处的情势起来反抗了。俄国和英国都感到措手不及，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其次，法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历史情势，推进了法国的历史进程，进而成为波拿巴政变的一个因素。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总结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历史，梳理出了法国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从二月革命开始，资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与金融贵族作斗争，最后金融贵族作出了让步，从而促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在二月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最后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失败，无产阶级被排除出国家政权。马克思在批评尚加尔涅和各个党派时指出：“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当时法国政界的一些所谓的伟大人物，还是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党派，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的情势或者形势中都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到了立宪共和国时期，波拿巴联合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接下来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最终的结果是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马克思指出：“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在法国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当各个阶级斗的你死我活的时候，波拿巴顺着这种情势最终窃取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革命的形势也是历史情势之一。马克思看到，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的法国革命，形成了当时法国特有的一种革命情势。“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他又接着指出：“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在马克思看来，由于革命情势的影响，使得其他具有革命性质的党派和阶级逐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当然，尽管无产阶级随着革命情势的好转把其他各阶级联合了起来，但还远远达不到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开始阶段。因此，法国的革命形势造成这样一种情势，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走向了没落，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以上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与当时法国国情相结合所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时事”的三种历史情势或形势，是导致波拿巴政变的重要因素，也对其他阶级的革命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显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资产阶级来看，历史情势使资产阶级革命走向下降路线而无力掌握统治权；从无产阶级来看，历史情势推动着它们逐渐走向为一个成熟的革命阶级；从波拿巴个人来看，他是法国历史情势的最大受益者，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帝国，统治法国长达20多年之久。马克思这里提到的这些情势既不同于历史必然性，也不同于历史偶然性，而是介乎于这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活生生的时事”,共同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由此可见，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对法国的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和“波拿巴政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不再像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样停留在经验事实层面上的描述，而是剖析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在具体文本之中实现了政治维度、历史维度和哲学维度内在统一。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运用从政治事件的外在形式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关系深处的科学方式，分析出“活生生的时事”背后起着决定作用的经济物质条件，同时揭示出对政治事件有着加速或延迟作用的偶然性和情势等因素。这是马克思区别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譬如雨果和蒲鲁东等)对这段政治事件的描述的地方，马克思不仅是为了把这段政治事件史描述清楚，而且还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这段政治事件发展过程分析透彻，并以此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因此，《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既是政治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也就是恩格斯所称赞的天才著作。立足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解读和剖析“活生生的时事”之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坚持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而当代西方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把《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解读成单纯的政治学著作，并说它们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转移理论阵地即从历史观向政治学转移的结果，这种解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上述学者的这种解读既抛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立场，又抛弃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尤其忽视了马克思在政治实践领域中所展现出的从政治形式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的具体方法，而只是从纯粹的政治维度来把握“活生生的时事”显然有不足之处。因此，在批判与回应当代西方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过程中，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语境之中，捍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这是解读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所体现出的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从现实维度来讲，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与当时法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而撰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发生的“活的历史事件”的深层结构和外在表现，是透视当今世界历史事件的科学方法论的典范之作。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两个文本在现实中应有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更要看到当下分析“活的历史事件”的哲学价值。在认识当今世界的“活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解读当代世界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些事件，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立场，并且与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以唯物史观来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以马克思的方法论透视世界历史事件，才能科学地把握当今“活的历史事件”的内在规律。舍此立场，对当代政治历史事件的解读要么陷入神秘主义的历史迷雾之中，要么陷入对历史偶然性的崇拜之中，从而都无法真正看到当代“活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唯物史观的深层结构与历史偶然性和历史情势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在当下唯物史观的实践语境之中更要体现出应有的重要的、宝贵的思想和学术价值。
论文出自：《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