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群，男，太阳集团tcy8722副经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南亚共产主义运动自兴起以来，经过100余年的发展演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目前已成为南亚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势力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近年来，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土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在百年变局背景下，研究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程和新态势，对于我们了解该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准确地把握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动向及其对南亚局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
(一)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早期发展(20世纪20—5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扩展到南亚地区，推动了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1920年10月17日，孟加拉国秘密革命组织成员、时任共产国际中亚局主要负责人的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在塔什干建立侨民共产党。此后，在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马德拉斯、康普尔和卡拉奇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宣言》的英语版、孟加拉语版、乌尔都语版、马拉地语版、泰米尔语版、印地语版、旁遮普语版等也陆续在印度各地出版和传播开来。1925年12月25—28日，印度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坎普尔成立了印度共产党(以下简称“印共”)。自成立之日起，印共就将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1934年7月，印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42年印共因支持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解禁，并成为仅次于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后，印共于1948年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在新建立的巴基斯坦成立巴基斯坦共产党(以下简称“巴共”)。同年3月6日，加入巴基斯坦国籍的原印共党员召开巴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来自西巴基斯坦的原印共中央委员萨贾德·查希尔(Sajjad Zaheer)为总书记，来自东巴基斯坦的代表则选举产生了东巴基斯坦共产党省委。巴共成立后就转移到巴基斯坦，在该国的两翼——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开展活动。由于巴共屡遭巴政府镇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开展得十分困难，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党的组织不得不独立开展地下活动。
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在印度学习的尼泊尔进步员工和被流放到印度的尼泊尔政治家开始与印度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接触。1947年，尼泊尔共产主义者在加德满都、贾帕、墨朗和伊拉姆等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49年4月5日，《共产党宣言》的尼泊尔文译本在尼泊尔出版。1949年4月22日，尼泊尔共产党(以下简称“尼共”)在加尔各答成立。1952年1月，尼共由于同情尼泊尔大会党人孔瓦尔·英·辛格(Kunwar Inderjit Singh)领导的武装起义被尼泊尔特里普文国王取缔而被迫转入地下。1954年1月30日，尼共在加德满都附近的帕坦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纲领。
1935年12月18日，一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斯里兰卡青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创立了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兰卡平等社会党成立后将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的国有化，以及消除因种族、种姓、信仰和性别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带领工农群众开展反对不公正和压迫的斗争。1940年11月，因支持斯大林和苏联，被党内占主导的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的塞·阿·魏克玛沁格(S.A.Wickremasinghe)和皮耶特·克尼曼(Pieter Keuneman)等人建立统一社会党(United Socialist Party),1943年3月统一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同年7月3日该党改名为锡兰共产党(Ceylon Communist Party, 以下简称“锡共”)。
(二)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20世纪50—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严重影响了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南亚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亲苏派”和“亲中派”两派。1961年4月召开六大后，印共党内以普查拉帕利·孙达拉雅(Puchalapalli Sundarayya)为首的“亲中派”和以什里帕德·阿姆里特·丹吉(Shrlpad Amrit Dange)为首的“亲苏派”在如何对待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论战”和国大党等问题上又产生了新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党内的矛盾。1964年4月11日，以孙达拉雅为首的32名中央委员退出了全国委员会，印共在组织上正式分裂。孙达拉雅派和丹吉派分别于1964年10—11月和1964年12月召开了各自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派都沿用了印度共产党的名称。1966年11月，以孙达拉雅为首的党改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
“中苏论战”也对巴共产生了一定影响。1968年，巴共党内的一些“亲中派”党员从该党分裂出去，建立了工农党。1968年，东巴基斯坦省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东巴基斯坦共产党。东巴基斯坦共产党内部以莫尼·辛格(Moni Singh)为首的“亲苏派”同以穆罕默德·杜哈(Mohammad Toaha)为首的“亲中派”发生分歧，分裂为东巴基斯坦共产党和东巴基斯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后，东巴基斯坦共产党改名为孟加拉国共产党；东巴基斯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分裂为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下简称“孟共(马列)”]等。
1960年12月15日，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发动王室政变夺权，改首相内阁为无党派评议会制。随着以王室为主导的无党派评议会制度的实行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尼共也分裂为谢尔·忠格·雷亚玛吉(Keshar Jung Rayamajhi)领导的“亲苏派”和普什帕·拉尔·施瑞斯塔(Pushpa Lal Shrestha)领导的“亲中派”。1962年4月，正在印度流亡的尼共领导人在印度的瓦拉纳西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对雷亚玛吉支持马亨德拉国王的言行进行了公开谴责，并将其开除出党，“亲中派”和“亲苏派”自此决裂。之后，“亲苏派”发生多次分裂，逐渐衰微。“亲中派”也发生多次分裂，后来又整合为不同的共产党派别。
在“中苏论战”中，锡共中“亲苏派”代表魏克玛沁格和克尼曼等人同“亲中派”代表N.桑穆加塔桑(N.Shanmugathasan)和普里玛拉尔·库玛拉西里(Premalal Kumarasiri)等人发生分歧而分裂为两个政党。1972年8月，以魏克玛沁格和克尼曼为首的锡共把党名改为斯里兰卡共产党(以下简称“斯共”);以桑穆加塔桑和库玛拉西里为首的锡共则沿用锡兰共产党党名。
(三)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样性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今)
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后，开始进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和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多样性路线发展阶段。
印共和印共(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选择和平的、议会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种方式也被称为“议会共产主义”。1967年9月，党内支持纳萨尔巴里农民运动的激进派退出印共(马),并于1969年4月组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列)”]。2004年9月，由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印度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印共(毛)”]。印共(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强调“只有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才能建立和推进人民政权”,“以参加选举为名的策略，无异于放弃推进武装斗争的任务”。
孟加拉国共产党成立后支持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政府的内外政策，参加政府领导的咨询委员会，主张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分裂出来的孟加拉国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声称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认为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把抓好人民战争作为中心任务。抓住农村持久人民战争作为夺取孟加拉国政治权力的途径”。
巴共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主张“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斗争”,但“不放弃合法的和议会的斗争”。1999年，巴共重建为两个同名的党，即分别由雅米尔·艾哈迈德·马利克(Jameel Ahmad Malik)和伊姆达德·卡齐(Imdad Qazi)领导的巴共，马利克领导的巴共声称“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党。我们不相信武装斗争，相信通过选举和群众高潮进行政治变革”;卡齐领导的巴共主张通过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改变巴基斯坦现状。此外，巴基斯坦工农党(Mazdoor-Kissan Party)在2015年12月得以重建，成为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的注册政党。
1991年1月，从尼共“亲中派”分裂出来的尼泊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尼共(马)”]与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以下简称“尼共(马列)”]合并组成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以下简称“尼共(联)”]。1993年1月召开的五大上，尼共(联)提出了“人民多党民主”理论，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取得国家政权。1995年3月，由尼共“亲中派”分裂而来的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将党名改为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尼共(毛)”][CPN(Maoist)],强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思想，提出要通过人民战争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2006年11月，尼共(毛)与七党联合政府签订《全面和平协议》,放下武器，走上了议会民主道路。2012年6月，以副主席基兰(Kiran)为代表的强硬派成立走人民战争道路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2016年7月，以副主席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为代表的温和派成立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尼泊尔新力量党(Naya Shakti Nepal)。
斯共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主张以群众斗争为主、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相结合，认为议会是“可以用来推动民主变革的机构”。锡共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主张弃绝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鸦片”,“用暴力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机器”。后来，从锡共分裂出来的锡兰共产党(毛主义)和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也坚持了锡共的上述主张。1994年，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放弃暴力革命，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
二、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新探索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
2018年，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南亚共产党纷纷发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蕴，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印共(马)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创造性的科学，其基础是对具体条件的具体分析。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理论，才能理解当前及未来形势。马克思主义远非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理论不断丰富的过程，只要资本主义不被取代，马克思主义就继续成为改变当今现实世界的唯一强大力量。”时任尼共(联)主席K.P.夏尔马·奥利(K.P.Sharma Oli)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现成办法，也不是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的固定公式。相反，它是一种理解、解释和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每个民族以及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经济结构、阶级斗争和文化传统。这些差异使一个国家的革命及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特殊性。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首要责任，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独特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原则。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我们要么采取教条主义，要么偏离基本原则去追求实用主义，这两者都不利于社会主义运动。”孟共表示：“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整个动态过程，资本家从工人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和财富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不断积累，日益加剧了不平等，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缺陷，导致危机反复发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动力理论失效，垄断阶段乃至当今全球化阶段，依然可以用马克思所采用的科学方法来解释金融资本。列宁正是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分析了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
(二)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弊端。南亚共产党以此为契机，深刻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印共(马)总书记亚秋里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遵循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旨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改革，极大地加剧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受剥削程度，扩大了经济不平等。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经济衰退加深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购买力急剧下降，导致需求大幅收缩，但是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反而不断增加。考虑到会对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新自由主义反对所有为促进就业和扩大需求的大规模公共支出，所有刺激计划都是为私人投资提供资金，而不是增加公共投资，这必然导致全球市场的萎缩。因此，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不断加深的经济衰退，反而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衰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尼共(革命毛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无法通过帝国主义者进行的任何改革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这不是福山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末日快到了。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给劳动群众上了宝贵的一课，即资本主义政府和资本主义运动的主要意图不是拯救人的生命，而是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来充实它们的资本。其结果是，群众经过艰苦斗争获得的权利被践踏、生计被剥夺、工资被削减，负担更加沉重。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在试图制造战争，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剥削劳动者，维持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并使灾难和杀戮升级。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评价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南亚国家共产党通过发表致辞、贺电等方式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印共总书记拉贾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场伟大的革命，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定的消除贫困的目标，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斯共总书记吉加纳吉·维拉辛哈(Geeganage Weerasinghe)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方针，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孟共表示，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维护了这面红旗的尊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典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走上更加繁荣发展的道路。
202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南亚共产党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他们表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极大的鼓舞，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将受益于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印共(马)总书记亚秋里指出：“中国已经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这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有重大影响和意义，希望中共未来取得更大成就，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尼共(毛中心)领导人、尼泊尔副总统南德·巴哈杜尔·普恩(Nanda Bahadur Pun)表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极大鼓舞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能够实现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的理论指引，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天下情怀、英明决策和坚强领导，这成为中国在新时代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的关键保证”。孟共(马列)总书记迪利普·巴鲁阿(Dilip Barua)指出，中国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百年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也将指导中国第二个百年的奋斗征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而中国成功的经验在于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022年，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二十大之际，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以下简称“尼共(毛中心)”]主席普拉昌达和尼共(联)主席奥利表示，中共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尼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尼共(毛中心)和尼共(联)愿同中共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促进尼中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期待并祝愿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
(四)对社会主义的新展望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南亚共产党再次否定了历史终结论，重申了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印共(马)总书记亚秋里指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方面，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没有解决人们苦难的办法，相反，它进一步加剧了苦难。解决办法只能在资本主义之外找到，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另一种选择。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提振了南亚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继续奋斗的信心和决心，对南亚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印共总书记拉贾表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推进理论创新的道路，带来宝贵启迪。斯共总书记维拉辛哈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远大理想，这给包括斯里兰卡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劳动人民增添了勇气和信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的发展方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三、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上的新态势
(一)政治斗争的新情况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在总体向好的情况下出现震荡。2018年2月，在2017年大选中获胜的由尼共(联)和尼共(毛中心)组成的左翼联盟上台执政。2018年5月17日，尼共(联)和尼共(毛中心)合并成尼泊尔共产党(以下简称“尼共”)。尼共拥有上议院59个议席中的42个和下议院275个席位中的174个，是尼泊尔最大的政党。但2021年3月7日，尼共又再度分裂为尼共(联)和尼共(毛中心)。2021年5月，尼共(毛中心)决定撤回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同年7月，在尼泊尔议会就针对现政府的不信任案进行表决前，奥利宣布辞职。2019年印度大选中，印共(马)和印共再度失利，分别获得3席和2席。以印共(马)和印共组成的左翼民主阵线分别于2011年丧失了在西孟加拉邦、2018年丧失了在特里普拉邦的执政地位，目前仅在喀拉拉邦执政。2021年印度地方选举，在126席的阿萨姆邦，印共(马)获得1席、印共未获得席位；在140席的喀拉拉邦，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实现连任，获得99席，其中印共(马)62席、印共17席；在30席的旁迪切里邦，印共(马)、印共均未获得议席；在234席的泰米尔纳德邦，印共(马)、印共各获得2席；在294席的西孟加拉邦，印共(马)、印共均未获得议席。这些数据反映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情况。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在2015年大选中获得6席，但在2020年大选中未获得席位，斯共则在2015年和2020年大选中都未获得席位。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共产主义政党近年来也都未在议会获得议席。
(二)党建工作的新举措
针对近年来党内官僚主义和选举衰退态势，2018年4月，印共(马)二十二大政治决议提出，要“在经济社会问题上开展阶级斗争和群众性运动以扩大党的影响力，汇聚左翼民主力量；采取群众路线，建立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简化党的各级组织结构，建设拥有高质量党员队伍的革命政党”,要积极开展反对当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战线斗争，与印度教民粹主义、社群主义、新自由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等一切反动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建设强大的印共(马)以推动争取民主主义、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建设一个强大的左翼民主阵线，以创造一个左翼民主的替代方案。2018年10月，孟加拉国共产党十一大政治决议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真正革命的、以工农和劳动人民为基础的、能够在各种复杂危险的情况下继续开展工作、与人民同甘共苦、在群众中并肩作战、高效和组织严密的革命组织。孟共提出，除了劳动人民，党还必须与所有可能的阶层和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争取所有革命力量和社会分子，以多种方式加强群众工作和群众运动；要从基层入手，以各种方式和形式做好左翼和民主力量之间的协调和团结工作，努力创造一个以左翼力量和真正的民主力量为主的左翼民主的替代方案。尼共(联)于2021年10月通过的政治报告指出，为社会民主而斗争并领导它的共产党，必须在内部生活中实行高度的民主。党在领导国家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只拥有政治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特定的专业知识。如果党内出现分歧，党应成为解决问题和建立领导力的场所，而不是引发关于政策和领导力的新的无休止争论的地方。对于与兄弟党和同盟党之间可能出现的政策分歧，应该在多样性中求统一，而不是在统一中求统一。尼共(毛中心)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和文化建设，建设一个由具有高度文化价值观的领导人和活动人士组成的共产党。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共产党必须坚持建立由人民群众和左翼民主政党组成的统一战线和国际层面的统一战线，要与世界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人交流经验，不断增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合作。
(三)执政实践的新成就
2016年以来，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联盟已在喀拉拉邦连续执政五年。执政期间，左翼民主联盟政府将“通过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和青年人的就业率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发达的喀拉拉邦”作为该邦“十三五”规划(2017—2022年)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16—2020年喀拉拉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4%,高于2012—2016年的4.8%。2018年和2019年，喀拉拉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均领先于印度其他邦。2018年，喀拉拉邦在与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排名第一，2019年，喀拉拉邦在与健康和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排名第一，在教育和性别平等方面排名第二。据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Niti Aayog)发布的《我们学校的成功——学校教育质量指数》显示，在学校教育质量方面，喀拉拉邦在20个大邦中排名第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左翼民主联盟政府把人民的福祉放在中心位置，在全邦建立了基本商品和服务的安全网，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庇护；对所有民众都实行免费测试，保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该邦的三级卫生系统；培训医护人员，并将现有的医疗机构转变为新冠肺炎治疗医院；实现疫情信息自由和持续的流动；等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早期，喀拉拉邦的抗疫模式被誉为“全球典范”。目前，喀拉拉邦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仅多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确诊病例的死亡率也是印度最低的，并且是印度唯一一个氧气自给自足的邦。
2018年2月尼共执政以来，尼泊尔在经济、震后重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三年来，尼泊尔的公共支出的规模增加了近29%,公共预算的规模也增长了186.64%,尼泊尔的人均年收入从887美元增加到1097美元，增长了23.6%,已有90多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尼泊尔在过去三年里仍修建了5498公里公路；发电量增加了333兆瓦，达到1430兆瓦，超过66千伏容量的电力延长线已扩展到4251公里，能够用上电的人口增加了6%,达到90%;主要谷类作物的产量增加了11.2%,鱼类和肉类增加了20%,牛奶产量增加了19%,蔬菜产量增加了9%。在过去三年中，尼泊尔的入学率达到93%,识字率达到85%,基础教育(1—8年级)的净入学率从92.3%上升到93.4%,中学(9—12年级)的净入学率从43.9%跃升至47.6%,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学校的总数从570所增加到1042所。《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20)显示，尼泊尔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从2017年的148位上升到2019年的142位。
(四)党际合作的新进展
近年来，南亚共产党在党际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一是加强左翼在选举阵线和执政联盟框架内的联合。在2017年尼泊尔大选中，尼共(联)、尼共(毛中心)和新势力党组建左翼联盟，并且在与尼泊尔大会党主导的民主联盟对决中获胜，最终以左翼联盟为基础组建了左翼联盟政府和尼泊尔共产党。而在印度联邦议会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领导包括印共参加的左翼阵线；在地方各邦议会选举中，印共(马)在西孟加拉、特里普拉等邦组建左翼阵线，在喀拉拉邦领导左翼民主阵线并赢得2021年该邦议会选举，在压倒性胜利中实现历史性连任。2017年，巴共(马利克派)与巴基斯坦人民工人党等十个左翼政党组建左翼联盟。2018年，孟共与孟加拉国革命工人党、孟加拉国联合共产主义联盟等七个政党建立孟加拉国左翼民主联盟。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也提出要同全国所有的进步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中心，重塑斯里兰卡的政治文化。2021年5月尼共分裂后，尼共(毛中心)主席普拉昌达分别与尼泊尔共产党(联合社会主义者)主席马达夫·库马尔·内帕尔(Madhav Kumar Nepal)、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巴布拉姆·巴特拉伊进行了会谈，商讨建立新的“左翼联盟”的可能性。二是加强区域内左翼政党的交往与合作。印共(马)、尼共还以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百周年节点为契机举行南亚社会主义政党研讨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相关性理论研讨会等。三是积极深化与包括中共在内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等的交流与联系。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过视频方式面向南亚左翼政党举办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暨治党治国经验研讨会，包括印共(马)总书记亚丘里，尼共(毛中心)领导人、尼泊尔副总统普恩，孟共(马列)总书记巴鲁阿，斯共总书记维拉辛哈等在内的来自南亚约20个左翼政党领导人，以及地区和国际左翼组织及智库媒体代表等共约300人参会。
四、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
（一）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将继续在南亚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南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使南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南亚各国共产党也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对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初步探索。1957年，印共在喀拉拉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在地方执政的共产党，尼共在1959年尼泊尔第一次议会选举中获得四个席位，1970年魏克玛沁格领导的锡共在大选中获得六个议席。南亚共产党成为南亚各国同资产阶级开展斗争、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重要力量。苏东剧变的发生使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冲击，但南亚共产党顶住压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变革和转型，积极探索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途径。1994年，斯里兰卡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四个议席，并参加了人民联盟政府。1994年，尼共(联)组建了该国第一个共产党政府，1997年又再度联合执政；2008年以来，尼共(联)、尼共(毛)、尼共又多次执政。印共(马)也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实现了长期或多次执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亚各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左翼联合阵线，利用多种平台和方式，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批评本国政府的应对失策，发动群众运动和斗争，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南亚各国的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强烈冲击。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南亚进步力量的代表，将继续在南亚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仍将面临反共势力的遏制和打压
从总体上看，当前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势力相比仍较为弱小。近年来，在内外反共势力的双重夹击下，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2011—2018年，印共(马)有746名党员失去了生命，有10.2万余名党员和同情者被赶出家园，13万余名党员和同情者遭到针对他们的虚假诉讼、骚扰和恐吓。在2019年的人民院选举中，人民党的武装团体对印共(马)和左翼选民采取强硬和恐吓手段，将左翼选民赶出投票站，投票后又对印共(马)和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和主要活动家等进行攻击。2021年，在印度喀拉拉邦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政府史无前例地利用与黄金走私案件相关的虚假指控来针对首席部长和政府，并将其扩展到整个左翼民主阵线政府政策领域。人民党还和其他右翼势力收买社交媒体，引导其开展反共运动，将印共(马)和共产党人称为“中国代理人”。2021年9月，为防止孟共在戈伊班达县持续开展反对腐败、抢劫的运动以及武装活动，既得利益集团根据《煽动叛乱法》和《数字安全法》对孟共主席团成员、戈伊班达县委主席米希尔·高希(Mihir Ghosh)发起诉讼。2008年以来，印度一直试图采取各种方式遏制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2009年5月，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毛)与尼共(联)联合政府以及2016年7月奥利领导的尼共(联)与尼共(毛中心)联合政府的倒台，印度都起到了幕后推手的作用。2020年10—11月，在尼共党内高层斗争愈发激烈之际，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局长萨曼特·戈尔(Samant Goel)、印度陆军总司令马诺杰·纳拉瓦内(Manoj Naravane)、外交国务部长哈什·瓦尔登·什林格拉(Harsh Vardhan Shringla)接连访问尼泊尔，加速了尼共的分裂。
(三)宗派主义也将困扰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南亚共产主义运动自兴起以来，激烈的派系斗争和由之产生的分裂一直伴之左右，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派主义主要源于“中苏论战”的影响的话，那么当前的宗派主义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人无法就该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政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如在处理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是以议会道路还是以武装斗争道路的来夺取政权仍存在分歧，这将会阻碍南亚共产主义的发展。二是持续存在的利益之争。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发展历程中深受宗派主义之害。2018年5月，尼共(联)和尼共(毛中心)合并为尼共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再现辉煌，被外界认为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合并产生的尼共也成为亚洲第三大共产党力量。然而，因奥利和普拉昌达之间在总理职位交接等问题上矛盾不断激化，尼共于2021年3月再度分裂为尼共(联)和尼共(毛中心),这使尼共成立后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坏。2021年8月，尼共(联)高级领导人内帕尔和贾拉·纳特·内纳尔(Jhala Nath Khanal)因与奥利在重大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在29名议员和55名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于当月在选举委员会注册了尼共(联合社会主义者)。宗派主义严重削弱了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成为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克服的顽疾，阻碍了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