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正东，男，1967年8月生，江苏省常熟市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等职。
基金：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本论》研究中的价值形式问题及其当代意义”(项目号：KYCX21_0001)的阶段性成果。
把唯物史观从一般历史观层面推向具体问题分析层面,即推动唯物史观的具体化,是学界近年来的一项共识。但国外学界的一些学者在把唯物史观的一般历史过程问题上的观点误读为抽象普遍主义观点的前提下,片面地站在具体特殊性层面来展开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社会批判理论之具体化路径的阐释。这不仅使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维度上的阐释力度大打折扣,而且也使具体性的视角因无法挣脱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而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批判性张力。在这一阐述线索中,即使像克里斯多夫·阿瑟 (Christoper J. Arthur)这样的著名学者,尽管已经在对资本主义具体性的理解上不再停留在直接的经验对象性上,而是深入到了资本主义交换抽象的层面上,因而表现出了足够的理足。相比而言,加拿大学者莫伊舍·普殊同在此问题上的解读是颇有创新性的。他虽然也反对关于唯物史观的抽象普遍主义解读思路,但他并不摒弃历史过程性的视角,而是坚持把具体特殊性放在历史运动过程中来加以解读。同时,他虽然也主张对特殊性的强调,但并不认为特殊性的具体对象本身就具有理论的意义,而是强调具体特殊性背后的统治结构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独特性。普殊同用 “历史特殊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范畴来支撑他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解读,在对唯物史观具体化问题的思考中体现出了较高的历史辩证法意识,因而值得我们认真面对。这不仅是为了搞清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种具体观点,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在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时能获得一些方法论上的启示。
一、对抽象普遍性和具体特殊性的双重拒斥
普殊同使用“超历史”(transhistorical)的概念来表达与 “历史特殊性”相对的抽象普遍性,并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发生了 “从超历史的起点转向历史特殊的起点”。由此,《资本论》中的核心范畴如商品、劳动、价值等,都具有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烙印,它们不能被理解为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抽象范畴。普殊同指出,学界对马克思成熟期的批判理论有两种不同的阐释模式,“一种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 。前一种以超历史的劳动为基点的批判模式是 “传统马克思主义”模式,而后一种专注于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模式则是普殊同所坚持和认同的。在他看来,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框架把劳动视为 “似本体论的出发点”,把批判对象视为基于私有制的分配方式与以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理解没有跳出古典经济学基于数量维度的阐释模式，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社会关系维度上所作出的重要理论突破。有些学者对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提出了质疑,“如果 ‘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无差别地包含了霍克海默和卢卡奇以及考茨基和斯大林,那么它几乎不可能是有效的。”普殊同并没有否认在 “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统摄之下各种具体的理论在观点、立场、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性,他只是强调这些理论所共有的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范畴、方法加以普遍化和永恒化的方法论误区,他 “拒绝任何将辩证法作为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具体问题的普适方法的观念” 。但是,他并没有舍弃历史辩证法,而是消解了它的本体论基础,将辩证法历史化了。普殊同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仅仅是 “适用于一种被商品生产规定为总体的社会形式 (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特殊矛盾的唯一方法”。辩证法不是解释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辩证法必须被理解为批判”,这种批判性一方面表现为法不是解释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辩证法必须被理解为批判”,这种批判性一方面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和超越,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在于 “真正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意味着否定辩证法本身”。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 “特殊语境中的特殊方法”,并不具有普遍的、超历史的效力,因而,无论是作为批判理论对象的资本主义,还是作为把握这一对象之唯一方法的辩证法,都具有内在批判和内在超越的历史性,这才是 “认识论上的自洽”。
在拒斥抽象普遍性解读视角的同时,普殊同也拒斥单纯的具体特殊性。我们知道,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作为抽象普遍性的反题登上理论舞台的。“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 ‘总体化的’话语 (为了使用受偏爱的词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普殊同也承认 “相较于正统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后结构主义更为接近”。但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彻底否认和抛弃总体性、历史逻辑、结构动力等形式的宏大叙事来反抗抽象普遍性,走向的是将异质性、偶然性和断裂绝对化、本体化的另一极端,因而最终仍然被困在 “决定论与偶然论的传统的、二元的、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对立框架中”。普殊同提出的 “历史特殊性”与他所批判的这种 “具体特殊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直接否认抽象普遍性的存在,完全转向其对立面;而普殊同承认抽象普遍性的存在,但是将其视为存在于资本主义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且必须被批判和超越的他律性的现实。存在于资本主义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且必须被批判和超越的他律性的现实。
譬如,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解构了时间的连续性,强调未来与当下在本质上是断裂的,以避免对当下的复制和再现会阻碍一种异质性未来的可能性。“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它任由自己被那展开、到来或即将到来———特别地是来自他人———的东西的碎片打开。若是没有这断裂,便既不会有指令,也不会有承诺”。同时,德里达也否认历史必然性,认为任何有方向性的历史动力必然都是线性的、目的论的,他提倡的解放是 “作为允诺,而不是作为本体论暨神学的或终极目的论暨末世论的程序或计划”。普殊同并不赞同德里达的这种观点,他指出 “这种批判不应只是通过复制、肯定当下以把握当下”。如果像德里达一样将历史理解为 “当下的时间链条”,即由同质化的当下线性串联起来的历史,那么对这种总体化历史的批判只能诉诸于突然的断裂。普殊同所理解的未来“建立在占用过去的基础之上”,而非 “由过去所驱动”。历史动力不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历史动力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历史特殊的特征”。同时,历史动力虽然具有方向性,但它不是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引擎而直线向前、线性连续的,而是包含了复杂的两种时间形式的辩证法。“它包括过去以一种不断重构作为必然当下的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形式而积累,表现为抽象的、同质的、常量的时间,作为当下的时间———即使它被另一种时间形式 (具体的、异质的、方向性的)猛冲向前。后一种时间运动是 ‘历史时间’。然而这种时间不是与资本主义时间相反的原则,而是另一种构成时间的形时间运动是 ‘历史时间’。然而这种时间不是与资本主义时间相反的原则,而是另一种构成时间的形式,也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与抽象时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首要的非线性动力”。普殊同同强调,在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构之下,历史时间以异化的形式建构和积累,并且被不断转入当下性的框架,强化当下的必然性。因而,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是 “作为一种他律性形式,作为抽象的时间统治,被批判性地把握”。在这种理解框架之下,历史时间作为不断积累的过去,一方面强化着当下,另一方面也与当下的必然性之间产生不断增长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生发出异质性未来的可能性。
简言之,普殊同认为批判理论 “不是否认同质化与总体化过程的现实存在,而是将它置于历史特殊的社会关系形式中,并且力图说明内在于这种关系的结构性张力如何打开历史性废除这一过程的可能性”。具体特殊性是经验的、个别的,它本身不具有社会历史基础与内在批判性,往往只是以偶然的、政治性的 “抵抗”出现。而历史特殊性把握的是资本主义历史动力中所蕴含的 “转变”的可能性。
二、基于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
对普殊同来说,无论是强调抽象普遍主义,还是突出具体特殊主义,在方法论上都没有摆脱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二元对立,都只是单一维度的批判话语。在他看来,真正深刻的方法论视域应该是基于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只有从这种方法论原则入手,我们才能不仅把握住导致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之二元对立的社会历史基础,而且还可以真正把握住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方法论视角。普殊同强调,作为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平滑、坚固的统一体,即不能被视为一种经验现象的具体特殊性。“与阿多诺的看法相反,这种同一体并未将不具有社会同一性的东西吸收到自身之中,以此将整体打造为一个无矛盾体,并走向统治的普遍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总体,这种内在矛盾性是由它特定的历史基础所建构和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打破资本主义的统治无需从外部寻找异质性或断裂,而应当从资本主义抽象与具体的张力中找到一种时间性的历史动力,从而使在地超越资本主义成为可能。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普殊同的这种历史特殊性观点。
第一,普殊同认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就是这种历史特殊性。“马克思理论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而是一种特别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在普殊同看来,《资本论》中的核心范畴,如商品、资本等,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范畴所把握的对象只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而非它们在其他社会形态中的各种表现形式。他批评后结构主义者没有对此加以区分,因而陷入了具体特殊性的方法论桎梏。普殊同的目标在于 “重建一种适用于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摆脱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它的某种历史配置的方法论桎梏”。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不是资本主义某一阶段 “历史配置”(historical configuration)的特殊性,而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统治结构的历史特殊性。
第二,基于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应以否定性的方式加以把握。普殊同指出,从超历史的 “劳动”出发的批判理论是一种肯定性的批判,而以资本主义劳动为基础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否定性的批判,两种批判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内部一种阶级剥削与阶级统治的形 式而加以批判性分析,而后者是对现代社会形式本身的批判性分析。”也就是说,以一般的 “劳动”为基础的批判,其立足点是现存的劳动结构以及表现这一结构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所谓的解放就是否定和超越阻碍 “劳动”与无产阶级相互实现的那些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但是这种劳动结构本身是被肯定性地加以保留的。普殊同的批判理论以资本主义劳动为基础,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起来的抽象、异化的统治结构。“异化根源于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由此,它内在于这一劳动本身的特性中。”所以,资本主义劳动作为历史特殊的、异化的劳动结构,其本身是随着超越资本主义而被否定和废除的。因此,否定性批判的起点在于 “一种特定的可能性,它历史性地出现在现存的矛盾性质之中,并且不应被等同于这一秩序的任一维度的现存形式”。对普殊同来说,这是一种指向解放可能性的批判,是以或然之物对实然之物的批判。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指向的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特殊性要素的否定和废除基础之上的自由可能性,而非指向某种现存异化状态在未来自由社会的真正实现。
第三,基于内在批判的历史特殊性的现实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性。“现代社会的结构,即其深层社会关系具有矛盾性,这一观念为那种内在的历史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普殊同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整体,而是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矛盾性。但是,他认为这种矛盾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指 “一个社会的真正肌理,是内在于其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一种自我生产的 ‘异质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源于商品的二重性,其价值维度建构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构,而使用价值维度尽管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之中,但它作为 “异质性”要素,是不断积累的一般知识与潜能,尽管在当下是以异化的方式积累着的。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是指如下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所积累的种属一般能力的潜能;另一方面,是它们的现存的、异化的形式”。两者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建构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内在可能性,“正是实然和或然的这一结构性鸿沟,使得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得以可能,并由此为批判本身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性不仅使资本主义作为区别于前、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而存在,同时也为它的内在批判和内在超越提供了动力基础。
第四,这种历史特殊性所具有的内在批判性是具有自反性 (self-reflexive)的。所谓自反性,即批判本身应内在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不能处在语境之外展开批判,批判的立场和可能性皆内在于批判的对象。“这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主体性社会理论,尖锐地对立于那些没有办法或是只能以一种客观主义的办法,来将根本性的反抗意识的可能性建立在现存秩序之中的批判。”也就是说,自反性的批判不是在批判对象之外设定一个理想化的 “应然”,而是将 “应然”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将它作为现存社会结构发展与超越的内在可能性。“自反性批判试图将其自身的可能性,即根本性地批判它的社会总体的可能性,依赖于它用以把握这个总体的范畴。”在普殊同看来,商品、资本这些范畴是具有自反性的。普殊同将资本视为 “历史主体的规定范畴”,而商品作为批判的出发点,“预先假定了整体的充分展开”,因而对于他来说,批判内在于作为主体的资本的自我展开过程之中。资本的抽象与具体二重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持续的动力,这种动力使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成为可能,也使一种内在的、自反性批判成为可能。
三、历史特殊性视角在现代反犹主义阐释中的具体运用
在历史特殊性的方法论框架之下,普殊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关于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与纳粹屠犹 (Holocaust)的分析思路。现代反犹主义不是一般的种族主义,纳粹屠犹也不能等同于纳粹对波兰人等其他民族的屠杀,因为 “缺乏明显的功能性”。也就是说,屠杀犹太人不是为了外在的目标 (如军事目的、经济目的),屠杀本身就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纳粹屠犹也不能理解为独立于20世纪历史进程的 “事件”,它不是 “一种文明与历史结构的断裂”。普殊同将现代反犹主义与纳粹屠犹界定为具有 “质的特殊性”(qualitative specificity),强调将其置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加以分析。普殊同将现代反犹主义称为 “拜物教化的反资本主义”,抽象、无形、普遍、流动这些现代反犹主义赋予犹太人的特征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价值维度的表现形式,是 “资本表现出来的抽象维度的人格化形式”,纳粹屠犹意图消灭的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犹太人,而是被等同于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犹太人。
普殊同对现代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的这种解读方式显然与他所理解的历史特殊的资本主义本质直接相关,他重构了马克思的 “拜物教”概念以解释资本主义本质与表现形式的差异及其成因。在他看来,虽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但是它却以超历史的、客观的、物的表象呈现出来,这正是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所要批判的对象。“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是屈服于拜物教的表象: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抽象的价值维度所具有的性质,赋予它们具体的使用价值维度,由此模糊了它们的社会与历史特殊性。”具体来说,商品二重性 (即抽象的 “价值”维度与具体的 “使用价值”维度)之间的矛盾张力外在化地表现为货币 (价值的表现形式)与商品 (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对立。这时,具有抽象与具体二重性的、作为社会关系的商品与货币就只具有单维度的表现形式,即具体的商品和抽象的货币,“商品 ‘分身’为商品和货币,其结果是,货币表现为抽象维度的客观化,而商品则表现为一个单纯的物”。而在资本的逻辑层面上,资本的二重性表现为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对立, “工业资本成为 ‘自然的’手工劳动的直接继承者,与 ‘寄生的’金融资本相对立”。工业资本被误认为具体地、自然地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金融资本则被误认为抽象的、恶的,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由此,资本主义历史特殊的二重性本质仅仅表现为抽象的价值维度。“由于抽象和具体维度的矛盾,特定形式的反资本主义针对以犹太人为形式的资本表现出来的、抽象的维度,不是因为犹太人被有意识地等同于价值维度,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表现为这样的方式。”因而,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和思维形式”的现代反犹主义,它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物化的结果。
显然,普殊同对现代反犹主义的分析与从心理、宗教等角度出发的理论大为不同,但是他明确强调自己并不排斥其他类型的解释路径,他的意图不是直接解释行动者的动机和意图,而是 “阐明一种历史-认识论 (historical-epistemological)的框架”,以对现代反犹主义进行社会历史性的分析。普殊同指出,“现代反犹主义是一种极为有害的拜物教形式”②,因为他们无法穿透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仅从抽象维度的表现形式把握资本主义。“从 ‘健康的’、‘根植的’、‘自然的’具体的立场单维度地攻击抽象。”任何割裂抽象和具体、从具体出发反对抽象的 “反资本主义”都没有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无法真正承担批判的功能,而普殊同重构批判理论的目地恰恰在于揭示和阐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及其本质。
四、反思与结论
普殊同试图突破抽象普遍性与具体特殊性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对 “具体”的解读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从历史特殊的资本主义二重性中寻找矛盾、历史动力及超越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原则。他由此而展开的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解读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在 《资本论》及手稿中的确是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置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而获得了关于资本关系之本质的深入理解的,而且还因为普殊同凭借这种独特的解读思路而把国外左派学界在 “具体”问题上的解读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当我们习惯了索恩-雷特尔 (Alfred Sohn-Rethel)、克里斯多夫·阿瑟等人基于 “交换抽象”的解读思路时,一旦面对普殊同基于历史特殊性视角而建构的 “劳动抽象”的思路时,无疑是能感受到较强的理论创新性的。事实上他也正是基于这种创新性思路而在对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克服路径等问题的解读上表现出较好的理论深度的。
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普殊同从历史特殊性的角度对 “具体”的理解毕竟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所说的 “具体总体”的理论层次。“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是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而把直观和表象这些具体的特殊性 “加工”成 “具体总体”的。因而,他的这种具体总体并不仅仅是普殊同所说的那种具体特殊性背后的统治结构,如抽象的商品交换关系背后的劳动抽象结构,而是私有制社会的内在矛盾在资本关系维度上的全面展开。也就是说,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关系,既不仅仅是索恩-雷特尔等人所看到的交换抽象,也不仅仅是普殊同所看到的劳动抽象,而是通过资本的自我运动、自我增殖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性。通过这种内在矛盾运动而表现出来的雇佣劳动的抽象性,不再只具有抽象性的维度,而且还具有被剥削剩余价值的维度,因而是抽象性与被剥削性的辩证统一。通过这种内在矛盾运动而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性,也不再只是源自于普殊同所讲的使用价值维度在价值关系结构中的异质性,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客观矛盾。由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批判理论便不再仅仅是一种权力批判理论,而是被提升到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对马克思与普殊同在“具体”问题上的上述两种解读思路的辨析,不仅对于我们正确地评价国外左派学界在唯物史观具体化研究上的新进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自身的实践语境中把握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方法论路径也是很有帮助的。
